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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运的考察与思考

2021年3月25日

1886年,在美国建立的“美国劳工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以下简称劳联),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劳工组织,它领导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美国工人运动。在1880年到1900年的二十年间,全美各地举行罢工活动多达两万次,这些运动多由劳联领导,很多都发展到了大规模巷战的程度;但成长发展于激烈工运斗争的劳联,在美国独特的客观环境、工联主义思潮以及政府引领的多方因素驱动下,其工运的重心比较彻底地转向组织工人寻求更好的工资、福利和工作环境方面。

美国工运的独特之路

19世纪中叶,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前,美国是一个农业国,大多数人都从事农牧业,城市少数熟练工人的待遇较有保障,工运没有经济基础。19世纪后半叶,美国工业开始大发展后,来自欧洲的移民将欧洲工运中最流行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带到美国,但很快就发生了水土不服。与欧洲旧大陆相比,北美新大陆地域辽阔、机遇众多。19世纪后半叶快速发展的工业革命使得人力资源供不应求,劳工的劳动条件虽然艰苦,但平均收入比旧大陆高出很多。同时,西部大开发和政府无偿分配土地,牢牢吸引了所有目光。沉浸在“美国梦”中的劳工阶层因此对暴力革命、重建政府、改造社会之类的政治主张兴趣索然。工联主义逐渐成为工运的主流。

工联主义(Trade Unionism)又称“工会主义”,是19世纪中叶国际工运中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主要代表有奥哲尔、麦克唐纳等。因最早出现于英国工人联合会(简称工联)而得名。主要观点是鼓吹阶级合作,反对工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斗争。主张在不改变现存政治经济制度的前提下组织工会,用集体的力量为劳工争取更多的经济权益和政治影响。

工联主义思想逐渐占据绝对上风的美国,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成为贯穿工运的主线。工运不会热衷于组织政党或推行某种意识形态理论,而是专注于为会员们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可以说,美国工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在社会发展和稳定中扮演着积极正面的角色。而工运中产生的工会组织,是将无产阶级转化为中产阶级这一现代变革中的重要因素。2010年的劳动节,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到威斯康辛州发表演讲,他用极富修辞感的语气喊出:“中产阶级安全感的基石...都贴上了工会的标签”。强调美国工会对中产阶级的重要意义。

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是美国历史上首个有效进行全国组织的工会,成立于1869年。正处于美国经济萧条时期的劳工骑士团乘机发展壮大,吸纳了众多不熟练工人和欧洲移民等成员。但由于只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反对童工、增加福利等“政治正确”的技术性要求,幻想通过立法、仲裁、和平协商等高大上的道路来解决劳资矛盾,加上上层领导明显的脱离基层组织,领袖泡德利(Terence V. Powderly)等人反对激进左翼,对骑士团的工运也持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最后,这一组织逐渐被劳联取代。

二战后,随着苏联在国际上影响与日俱增,劳联也更频繁地被共产主义运动,以及美国政坛和社会的反共情绪波及。左翼人士再度成立了自己的产业工会“产业工人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以下简称产联),与强调“中立立场”和工艺工会组织形式的劳联形成竞争,并进而取代劳联成为美国罢工运动的主要组织者。

从“劳工骑士团”到劳联,再到产联,美国工会的组织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演变,但职责却长期没有大变化:即团结劳工,代表劳工与企业谈判,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利用劳工整体的政治力量,游说联邦和州政府,争取有利于劳工的法律和政策。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美国工运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深入发展的美国工业化助推着法律着重保护资方的私有财产权和契约权。工会的大规模发展,是随着社会对工会和集体协议支持力度的增加而兴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被誉为“劳工大宪章”的《克莱顿法案》(1914年),其目的是使劳工免受反托拉斯法的迫害。劳动方面最重要的立法是1935年诞生于经济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国家劳资关系法》,这部法律正式确立了美国劳资集体谈判制度,赋予美国工会同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和法律地位,工会从此作为一股和平力量合法有序地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它还规定:“雇员有权参加劳工组织,进行集体协议和参与统一行动。”受此鼓舞,美国工会成员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由20世纪20年代的不足1/10迅速上升到二战结束时的1/4。在那个时代里,工业的支柱是钢铁业和汽车业,工人们数量众多、集中分布,并且纪律性强、易于组织,凝聚起来就能够影响国家经济命脉。

然而好景不长,冷战开始后,美国的保守势力和反工会的力量开始逐步上升。共和党在1946年的中期选举获得大胜,赢得了国会多数席位。保守势力上台的第二年,即1947年就通过了《劳资关系法》,法案规定了新的劳资关系,阻止了工会发展的势头,给予了雇主制约工会的有利法律武器,成为另一个里程碑标志。从此,在组织工会的过程中针对资方的“不公正做法”的规定也同样应用在劳工一方,工会与雇主都不得用任何强迫或威胁手段,否则将受到法律惩处。由于这一法案对工运进行了法律上的限制,之后美国工运发展的势头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另外,作为美国工会和工运的主要规范法律之一,1947年和1959年做了重大修订的《华格纳法》,对工运做出了诸多限制:把谈判范围基本限制在工厂层面,规避了全行业和全地域谈判。工人们难以在更大范围内团结起来,资方也能够“用脚投票”,以异地迁厂的方式绕开工会。很多工厂就这样迁到日本,又迁到东南亚,再迁到中国。工会为了保住员工的岗位,还经常会阻止技术革新。这被认为是美国制造业遭到日本和欧洲赶超的重要原因。

转战影视圈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19年推出处女作纪录片《美国工厂》,荣获了包括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奖在内的诸多国际大奖。在美国正式上映后,获得了中美双方观众的一致好评。豆瓣上的评分为8.4,IMDB评分7.5。各路媒体更是不吝溢美之词,把它捧上了天。片中,主动与中国资方“开战”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就是美国工会的典型代表。UAW 是当下美国最大独立工会,成立于1935年,自成立时起就组织领导了一系列的工运活动,与福特、通用、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厂商抗争,为工人取得加班工资、带薪假期等一系列权利。这三大汽车公司于2008年申请破产重组。后来,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在一份报告中称,这三家公司的工人都加入了UAW,薪资和各项福利高达70美元/小时,成为导致三家巨头车企最终倒下的重要原因。汽车城底特律在2013年的宣告破产,也被认为有UAW的“功劳”。由此可见UAW的能量非同一般。曹德旺接受媒体专访时说,“在美国,有工会就不会有工厂生产效率的提高”,“工会进来,我们就关门不做了。”

工会推动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正在逐步消退,阻碍企业按照市场法人身份盈利的消极作用在上升。有经济学家曾经沉痛地描述道:“司炉工还在火车柴油机车上工作,虽然司炉岗位在机车上已不存在了。油漆工还用着刷子而不是喷枪……在报纸印刷厂,工会总是要求对现成的广告铅版再排一次。”工会在美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意义,开始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

美国工运独特性探源

美国工运之所以很快就走上了与旧大陆迥然相异之路的原因除了新大陆丰富的资源、众多的就业机会和相应的丰厚收入外,移民社会是美国工运走上独特道路的一个重要社会性原因。

加里·纳什(Gary B. Nash)在《美国人民》中指出,美国文化的深厚基础是种族和宗教,种族意识和宗教意识深刻地瓦解了美国人的阶级意识,移民缺乏阶级认同基础,容易成为“个人主义的乌合之众”。种族矛盾、文化冲突(文化的多元性)瓦解了美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与团结,这恰恰是移民社会的特点决定的。

从法律文化的角度来看,作为海洋法系的突出代表,自由主义的盛行的土壤下成长起来的大量小众化工会组织,无法代表劳工利益。倡导“大社会、小政府”的美国社会和英美法系具有强大的反集体主义、反社会主义传统,这也使得工会在美国缺乏生存土壤。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二战中,美国遭遇了煤炭产业罢工;二战后,遭遇钢铁产业罢工,以及影响全国经济正常运转的铁路罢工,这些罢工运动都被美国社会和民众认为是工会在“发国难财”。工运带来的高工资、高福利,客观上提高了美国社会的依赖性和懒惰性;随着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和税收负担的不断增加,高工资、高福利政策的负面作用渐渐凸显。这成为美国工会遭到政治压制的重要因素。1959年通过的《兰德鲁姆-格里芬法案》,直接管理工会内部组织形式,号称要在工会内部“维护民主制”,美国工会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这一系列事件使得美国工会在20世纪后半期迅速衰落,失去与政府议价的能力,成为日益式微的历史遗产。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打击的美国工运,其力量和作用愈加衰弱。尤其是工运在苏联解体、苏东剧变后失去意识形态的斗争作用,保守势力和共和党开始全面打压工会。工会基于专享的集体谈判权和掌控的大量资金,现实中难以受到有力制约,开始蜕化变质,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盛行;与此同时,工会组织与黑社会暗通款曲也被频繁曝光,其社会形象大幅度下跌。

完成了公司化与政治化的美国工会,也逐步彻底脱离了美国工人群体,工会组织像公司一样雇佣雇员,高薪聘请管理人员,调解纠纷时对劳工收取“咨询费”,在维护劳工权益上也不积极主动,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行政组织。很多工会高层把工会当成自己的政治资本,他们自己也逐渐成为新的资本家。

探本溯源,二战之后,美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工运日益式微的根本原因。尤其是20世纪末期,经济全球化、美国社会后工业化、逆城市化的快速演进,推动了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这对工运来说如同釜底抽薪,其赖以生存的根基不复存在。有强大工会的美国制造业关闭本土工厂,生产转包海外。

美国企业在全球化时代的跨国生产,使得美国工会在20世纪后半期快速失去与企业议价的筹码。奥巴马的“再工业化”和特朗普的制造业回流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都成了一纸空文,除了拉拢选票再无他用。即使特朗普强令美国企业回归,美国本土劳工的高额薪资,以及曹德旺等企业家遭遇的工会斗争也令许多企业望而却步。在雇员最多的企业:沃尔玛和亚马逊,现在都没有工会。同样可做类比的科技公司,“在硅谷乃至整个北美,目前大型科技公司存在工会组织的,几乎没有先例。”2021年1月4日,谷歌及其母公司Alphabet的员工宣布成立“Alphabet工会”。没有听错,“也因为此,谷歌员工成立的这个工会,开了科技行业的先河。”

据澎湃新闻报道,俄亥俄州一市政府负责人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加入工会已经是个“过时的传统”,UAW的影响力远远没有几十年前那么大。来当地建厂的日本公司和其他中国公司也并非全部成立工会。比起上个世纪的繁荣,今天的美国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小众的、行业的、局地的、边缘的现象,工运与工会的衰落乃是不争的事实。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工会会员在全体受薪劳动者中的占比已经跌至10.5%,而下跌的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从未逆转。“没有工会代表”才是美国劳动者的常态。

美国工运之路引发的思考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诚然,经济全球化、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新科技革命是导致美国工会日渐没落的主要因素。但是,面临同样的时代背景,欧洲国家的工会却并未如美国工会那样走向衰落。欧洲的发达国家中,瑞典、丹麦和芬兰的工会成员比例接近70%,冰岛的工会成员比例更是高达95%。与之相比,美国的工会成员比例是最低的。

美国《华盛顿邮报》曾刊文指出,在欧洲的很多国家,工会不仅没有随着经济转型逐渐衰落,反而发展越来越好。很多学者研究发现,工会的辉煌和突然衰落,是美国一个特有的现象。衰落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工会没能在政治领域积极发挥作用,尤其是没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在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上发挥重要作用。

观之中国,伴随着全球制造业的大转移,工会的生存土壤也相应的在中国大陆蓬勃发展。但由于中国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形态上的特殊性,自上而下高度组织化的工人群体并不产生对抗,而是导向提升工作效率。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美国工人,则会以工会的形式形成劳资对抗。

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反作用的性质取决于它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通观全球主要经济体,工运和工会之所以在美国出现独特的衰落,而其它多数国家却很兴盛,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工会在实际的经济社会运行中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走上了社会的对立面;而在欧洲主要发达国家和中国,工会则都主要起到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解放社会生产力的积极作用。

结 语

《美国工厂》的结尾,在福耀玻璃厂成立工会的提议,最终没能在工人中投票通过。在采访中,一位工人表示,“很多支持工会的工人被开除了。”工人们怀念着曾经在通用汽车每小时赚70美金的日子。然而,这样的日子,和美国工业时代“锈带”地区的辉煌一样,一去不复返了。而像福耀玻璃这样的美国工厂的故事,在美国的很多地方,仍在上演着。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亦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规律。生产力总是活跃的因素,生产关系则相对滞后。两者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基本适合——不适合——基本适合”的矛盾运动过程,体现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和趋势。

高度的公司化和职员化,政党政治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集体谈判权的拥有者,会员利益的保护者,有组织犯罪的幕后黑手……美国工运和工会在社会中起到了复杂多面的作用、扮演了诸多角色,却唯独没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自由主义的土壤,移民社会的解构,各种经济社会思潮的洗礼,新科技革命和信息化的冲击,诸多因素的交织叠加下,未来美国工运和工会发展之道,或许就在于如何在这一多元纷杂的复杂背景之下走出一条促进公司健康发展、推动科技革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中信出版社,韩毓海,2017.3;
2.《美国工人运动史:从美国劳联的成立到美国帝国主义的出现》方纳,唯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3.《美国工会衰落史》新京报2019.9.18
https://www.sohu.com/a/341703229_114988
4.《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赤峰学院学报》2011年9月,南昌大学常娟娟,刘明宇著;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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